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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法评普度大讲堂

弄斧敢入班门,百姓不让法司

 
 
 

日志

 
 

新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范而非限制公民代理  

2013-04-06 16:04:31|  分类: 表妹夫朱扣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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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范而非限制公民代理

                                                                     盐城    沈海龙[原创]

 

原《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20128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上述五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因此,有人在网上大肆制造舆论,说“我们为什么取消公民代理?”笔者以为:法律并没有取消公民代理,而是取消了经过法院认可公民方能代理的程序设计。

许多人认为:这次民诉法修改前,法律是允许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的,而现在取消公民代理了因此,民诉法对于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修改是“恶法”。支持公民代理的认为此款修改内容对公民代理不利,因此,才跑出了公民代理取消或限制的舆论。反问一句:法律什么时候允许任何公民均可以代理民事诉讼了?法律什么时候禁止公民代理了?

首先,在民诉法上年未修改前,只要法院不许可,“其他公民”任何人都不可以代理民事案件。在民诉法第五十八条修改之前,法律允许以下三类公民可以代理民事诉讼,一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二是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的单位的人,三是当事人委托且经人民法院的其他公民。苏高法[2003]316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公民接受委托参与诉讼活动资格审查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立案受理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律师、近亲属、有关社会团体、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其他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并明确告知其委托其他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该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依法不应向委托人收取报酬。”即:当事人有权委托其他公民担任代理人,并不意味着法院就应当被动地予以认可:其他公民代理人纵使承诺不收取报酬,如果法院基于某种需要不许可,则其他公民依法依然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因此,认为民诉法修改前,对公民代理没有限制,公民有权代理的观点,并不可靠。

其次,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条款的取缔,是其他公民代理权必须经过人民法院许可的程序设计被取消。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的获得,是基于委托,而不是委托后的法院许可,这是取消“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条款的法理上的原因。仔细推敲原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语言逻辑本身,是说“都可以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有律师等四类人,即“都可以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前的身份属性有四种,其中律师、近亲属、有关团体或所在单位推荐的人都是委托前不依当事人意志的先行存在,委托方即使有关团体或所在单位推荐,近亲属毛遂自荐,可以决定不委托。但是,原条款中“经人民法院许可”,显然发生于委托之后,而非委托之前的先行存在或程序,因此,该条款的原设计否决或限制了当事人的委托权及有关其他公民的被委托权,这是该条款在新一轮修改时被删除的根本原因。而非如某些人意淫地认为“其他公民代理被取消了,不允许了!”,相反,其他公民代理,在获得当事人授权的前提下,不需要经过法院许可这一障碍了。

再次,与当事人存在工作关系,包括管理关系、领导关系、服务关系的公民,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何谓“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在句法上,“或者”是连词,一种理解是:短语为偏正结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受“当事人”限制,因此,该短句的准确描述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另一种理解是,偏正结构的“当事人的近亲属”与“工作人员”以“或者”连接构成并列结构。无论哪种理解,短语中的“当事人”的定位受“近亲属”约束,专指自然人。有人认为,工作人员应理解为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这种理解的荒谬性,是在按第一种理解时,在复制定语“当事人”的过程中偷换了概念。如果将“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表述为“当事人(自然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补注自然人不违背原意,但是,随意解释原文辞者,此时将近亲属前面的定语复制到工作人员前边,就会得出“当事人(自然人)的近亲属或者当事人(自然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专指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理解就不攻自破了。

当事人为自然人时,“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系指与当事人存在雇佣关系或者服从关系的工作人员。一些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说法。譬如:某当事人有一个私人法律顾问,他不是律师也不是基层法律工作者,但是当事人称他为当事人自己的工作人员,无可厚非。这是服务关系。某当事人家庭雇有一专职保姆,该保姆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与维权能力,该当事人称保姆为他的工作人员有何不可?这是雇佣关系。张三是当事人的下属,当事人以此对外宣称,没有人会认为说法不当。这是同事关系。“下属”即是“下属工作人员”的缩略称谓。“张三是当事人的下属工作人员”成立,那么,“张三是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当然站得住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与当事人不限于“下属”工作关系的同事。第一种理解就可以准确表达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存在工作关系的同事。第二种理解,“工作人员”不直接受“当事人”限制,但在语境中显然不能指代一切在社会上从事职业的劳动者,它应与当事人的工作事务存在关联性。因此,并列结构状态下的“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的准确解读,应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存在工作关系的)工作人员”。与当事人存在工作关系,不限于在同一单位系统,可以分属于上下级不同单位内两个工作关系较为密切的自然人之间。由于我按偏正结构理解,你也没法以应按并列结构解释来反驳;你按并列结构理解,我也不能武断地主张前述短语只能是偏正结构。因此,“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应取两种理解的并集(U),即范围最广的解读,即: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存在工作关系的工作人员。

第四,其他公民代理权,可以通过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来轻松实现。一种观点认为:删除“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后,当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时,所在单位不可能为他推荐其他公民或者工作人员帮他维权,而其他公民自己又不能委托,因此,最新的民诉法修改是恶法。这种观点可说是庸人自忧。当事人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时,安排自己的工作人员作诉讼代理人,其资格的审查不是基于“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而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有关社会团体推荐,显然不存在当事人为组织时,它所在的有关社会团体之推荐的意思,因此,“所在”仅限制“社区”,不限制“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准确理解是:当事人所在社区,或(当事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这里的当事人包括组织也包括自然人,如果某职工与所在单位发生纠纷,可以请工会组织出个推荐信,也可以到单位所在的社区,告诉对方自己想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找了一个朋友帮忙代理,但法院需要社区出个证明,我想社区工作人员一定帮忙的。如果社区与所在单位距离很近,且关系很密,社区不愿为当事人开具引荐信的,那么,职工可以找当地乡镇工会组织、县工会组织或者妇女组织推荐自己准备委托的人,笔者以为,只要坚持,一定顺风。

综上所述:当事人有权委托近亲属以外的其他公民代理,但需要到所在社区、当事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履行推荐手续。因此,民诉法第58条的修改,不存在禁止其他公民代理的立法本意,而是出于规范的目的,突出公民代理人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及与所在社区、关涉单位或有关社会团体的“引荐关系”的必要性。工作关系又表现为管理关系、领导关系和服务关系。新的民诉法取缔了“其他公民”代理的概念,将其融入到前两项范畴之中。法无禁止即允许,因此,认为公民代理被禁止或限制,纯粹是瞎操心思,杞人忧天。相反,以工作关系限制社会上职业化的公民代理的发展,以引荐关系突出公民代理的信誉担保与组织监督,是新的民诉法修改的重要特色之一;公民代理走向了更广阔、更可靠、更规范的新的发展历程。

 

                                                                                                   O一三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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