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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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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拒付周立太律师费之思考/沈海龙  

2007-09-24 15:15:50|  分类: 时事品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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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拒付周立太律师费之思考

         □  沈海龙

 

《新民晚报》2007923B11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剖析周律师的困境》的评论,反映的是立志为农民工维权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自1996年在深圳为老乡代理工伤赔偿官司起,已为农民工代理各类官司7000余起。他在为众多农民工讨回赔偿金后,却遭遇到许多农民工“不讲诚信”的回报,60%的当事人得到补偿款后,立刻失踪,使得周立太无法得到本该得到的500多万元律师费。就周律师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作者洁蕙对“困境”的剖析,一样渗透了太多的困惑与无奈,难免力不从心。笔者以为:

一、把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扣上“助长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的帽子,有张冠李戴之嫌。

周立太没有要到钱,如果归咎于“同情弱者”,那么,我们当然得先搞清是谁在不适当地同情弱者、其同情的是否弱者及该“只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是否阻碍了周立太并足以成为他没有最终得到钱的强烈理由。否则,凭什么说是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助长了法律环境的不完善呢?

首先,如果是周立太自己也认为农民工是弱者,只能自认倒霉,那么,周立太本人都跳不出“农民工是弱者”的舆论,自所不欲勿施与人,他也就没有理由将权利被侵犯归咎于一定的民间舆论。

其次,法官是否认为农民工是弱者?从文中可以看出,周律师通常打官司总赢的,他的当事人的主张通常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法院支持农民工并非因为他是弱者,而是他的权益被侵犯且依法应予保障。在农民工胜诉后不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周立太曾经将拒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刘某告上法庭,虽然赢了官司,但至今得不到执行”,显然,法院并不存在因农民工是弱者“舍不得付律师费,情有可原”而在判决时偏护农民工的情形,法院包括法官是对农民工拒不支付律师费,依法给予了否定性评价。

再次,从“赢了官司,但至今得不到执行”的过程,也看不出执行不到与“同情弱者”有什么关系。执行不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使执行不到与执行员的主观不努力或私下阻碍有关,也是该执行员的职业素质问题导致的,不能归罪于什么“只同情弱者”的民间舆论。弱者的认识的相对的,在农民工拒不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农民工是侵权人,被侵权人即使取得所得,又得不偿失,所以只好自认倒霉,所以,周律师才是弱者,而这里“显然无赖”的农民工是“爹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是强者。

二、期望建立“不讲诚信者倒霉”的法律环境,以消除周律师的困境,可能恰恰破坏了正当的法律环境。

在司法程序中胜诉而得不到执行,却以追求法律环境完善的角度,从道德的层次寻求所谓“敬畏心理”、“惩戒作用”,甚至怀念“头上三尺有神灵”来吓唬他们,是不可思议的。笔者没有支持农民工不讲诚信,从周律师起诉某农民工时,农民工不诚信就基本认定了;法院判决周律师“赢了官司”,则更潜在表明,某农民工违背诚信是确凿的。但依法法院此时只能确认对方的法律义务,却没有权利让“不讲诚信者倒霉”,反过来讲,判其败诉的结局,就是现有的法律环境已保障了让不诚信者“倒霉”,如此,则论者借此提出建立“不讲诚信者倒霉”的法律环境的观点就失去了立论前提。农民工不给律师费,此时周律师总不能把刀架在人家脖子上索钱,实在没办法也只好再走诉讼一途,而诉讼赢了但执行不到,此时提出建立“不讲诚信者倒霉”的乌托邦思想,未免幼稚。假定现有法律环境不能保障让不诚信者倒霉,而暗示道德的惩戒力可能比法律还有效,是不明智的,尽管道德对不讲诚信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如果该农民工主张的权益就是那么两千块,周律师想通过官司来取到钱可能真的不那么容易。如果这钱在,但该农民工是外来的,既无固定房产,又无流动车马,让周律师举证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可也真难。如果这钱眨眼被寄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民工故乡了,或者就被到发廊里挥霍了,量周律师也无可奈何的。或者无法举证或者肯定没钱,法院执行只好中止或终结,但法院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如此,当事人还想法律能进一步保障让“不讲诚信者倒霉”,就是意在赋予道德超过强制执行程序的强制力,这还是在讲法律或追求法律环境的完善吗?

三、周律师的困境,是自身及法院的可能性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周律师从1996年开始代理农民工官司,至今日已十余年,不可谓经验不足,但屡屡被拒付律师费又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试看如下摘文:“60%的当事人得到补偿款后,立刻失踪,使得周立太无法得到本该得到的500多万元律师费…今年815日,周立太一次为60多个农民工打赢了官司,60多个农民工拿到钱后溜走,欠下律师费7万多元。”由此可见,周律师遭遇农民工的溜费伎俩不是一年两年的了,文章所述的“采取风险代理模式,因农民工普遍较贫困,事先付不起律师费,周立太与农民工约定:打赢官司后按比例收取律师费”,显然不能成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犯同一个错误的理由。文章表明:这种风险代理模式或者是收费模式,周立太只到200612月后才考虑变通,显然,周立太已经认识到,他所以老出现收不到律师费的情况,是因为他的操作不当造成的。

笔者试想:或者是某农民工在某企业上班,官司打赢后,被告不是将钱送到法院,而是直接通知农民工到企业在工资表上签字取钱,如此,律师没法介入收钱过程或不知晓收钱过程,所以农民工和企业关系崩了后立即作胡狲散了。如果是这样,在实行风险代理的前提下,周律师为什么就不能让当事人找个人担保一下律师费的未来给付呢,或者将风险代理与非风险代理相结合,以一定基准收取通常律师费的20-30%,赢不了官司退钱,赢了官司后再按比例补收律师费。倘是这样操作,并不违风险代理初衷,官司输了农民工仍不需支付一分钱,如此上述的500多万的损失,岂不就挽回了一百多万!

再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当事人全权委托周律师受领当事人的诉讼所得,周律师受领视为当事人受领,同时让农民工找一个在邻近企业工作,但未参与诉讼的老乡或同事担保律师费的给付。如此双保险,还怕这钱不好要么!如果农民工舍不得出律师费,那么,周律师是不是没有考虑让企业方同时承担农民工为维权所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呢,如没有,一并考虑进去,岂不免了农民工的“舍不得”。

笔者很是崇拜周律师的律师才能,不过,对于专挑侵犯农民工权益的官司打,周律师肯定是要有得罪当地企业主的胆量和魄力的;法官认为他是个刺头,也比较符合社会心理。法院从维护社会利益与农民工权益的大方向考虑,执行对象又是单位或者经济较好的企业老板,执行农民工工资时力度通常较强,所以农民工工资的执行通常容易到位,但对像周律师这样的主动出头帮助维权者的权益,往往就冷淡许多。当然,有关执行人员的思想动机,不是因为农民工是不是弱者的问题,而是主观上他们的不作为或不尽心造成的。再则,农民工可以60多人请一个律师,但周律师跟60多个人索要律师费却不能一起告了,只好一个一个告。而法院的司法资源也是很紧缺的,可能存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的不足,加之,外来农民工的现实经济状况及流动性比较大,执行难,导致执行员对该类型案件积极性不高,可能也是周律师执行不到律师费的重要原因。

 

                                    OO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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